1232年 A.D蒙古军队分为三路，南下夺取金矿。西路军将帅拓雷（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郭靖的同门兄）在河南禹州三丰山歼灭了晋军十五万主力，随后与中路军沃阔台师会合。农历三月二十二日，蒙古军队围攻晋国都汴京（今河南开封）。
自成吉思汗崛起以来，蒙古屡次在南方作恶。金军与蒙古军队交战，屡战屡败，被迫迁都汴京求和。然而这一次，当他们南下横扫时，意图夺取金矿的蒙古铁骑再次围困汴京城，金国的命运岌岌可危。
金爱宗进行了最后的决战。他将城外所有军民家属、从南都逃亡的难民以及周边各州各县的军民都召集到城内，集中全部力量进行最后的抵抗。
经过十六天十六夜的激战，双方伤亡惨重。最终，蒙古军队因无法长时间进攻而被迫撤退。金军成功守住了汴京城。汴京城宣布解除禁城令，疲惫饥饿的官兵和百姓纷纷出城领取补给。
突然间，汴京爆发了一场瘟疫。据官方史料记载：“汴京大瘟疫，每五十天就有超过九十万人死于各城门，还有许多贫困潦倒、无法安葬的人。”棺材超过九十万具。如果算上那些无法安葬的贫困者，总死亡人数估计至少有一百万人。
当时患者的症状是什么？我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，一般来说症状有三种类型：
发烧、怕冷、咳嗽有痰、便秘。
对于发烧且怕冷的患者，医生会采用去除皮肤表面的方法，但具体处方不明。
对于咳嗽咳痰的患者，医生采用温痰饮药的方法。史料中提到半夏和南星，但具体方剂已不可考。
对于便秘患者，历史资料中明确记载，有的医生使用承芪汤，有的医生使用巴豆汤。
患者服药后的反应有明确记录：部分患者出现胸闷，部分患者出现黄疸。医生用仙熊汤或银辰汤治疗，但所有患者均死亡。
“我当时在大凉。我亲眼所见，有人挤奶，有人用巴豆催吐，有人服承气汤。之后乳房便出现紧缩发黄，再用仙熊汤、丸剂和银辰汤治疗。下面，不会有人因此丧命。”——李东元
李东元说：汾梁瘟疫并非“伤寒”，而是由于“饮食不当和劳累过度”造成的大规模内伤。围城期间，“白天饥饿，夜晚饱食，日复一日，寒风凛冽，无家可归”。解围后，人们吃饱喝足，却因“暴饮暴食”而生病。这种疾病的症状与伤寒相似，但并非伤寒。庸医误诊误治，害死了许多人。
根据历史记录（博士）罗大伦曾说，晋元时期的医生在治病时并不分析病人的病机，而是根据病人的症状控制簿上的描述来试药。如果这个药方无效，就换一个药方，逐一尝试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是一种“对症治疗”，而不是辨证论治。日本汉方学派“完美地”继承了他们的传统，奉行“废药存药”的原则，按照所谓的“对症对方”的方法开药，而不是真正中医的“对症对方”，即根据病人的病机和证型来确定处方的适应症类型。
当时，病人发热畏寒并非外感所致，而是脾虚或血虚（伤者）所致。发热是阴火所致，脾虚卫气不足则畏寒。治疗应以甘温清热补气为原则，若采用祛表之法，反而会加重脾胃的损伤。
血虚发热是由于外阳浮盛所致，症状包括发热、出汗、口渴、脉浮。若机械地照本宣科，很容易开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。李东元曾说：“血虚发热，此证如白虎，若误服白虎汤，必死无疑。”
咳痰是由于脾虚所致。脾和肺同属太阴经。痰液上涌，因此治疗咳痰应温补脾脏，并缓缓调理脾胃之气。
排便困难是由于脾虚推进力不足所致，常伴有发热。治疗方法是健脾润肠。若用承气汤或巴豆等刺激性药物，反而会加重脾气。
医生对病人不加区分地进行治疗，既给病人治疗胸腹痛，也给病人治疗黄疸。这种胸腹痛并非《热病论》中所说的胸结证，而是因胡汗所致的气阴两虚，病人服用仙熊汤后死亡。黄疸也并非《热病论》中所说的黄疸，而是脾胃严重损伤导致的土性溢溢，病人服用银尘汤后死亡。
当时李东元身处汴京城，被元军围困十六天，亲眼目睹近百万人因误诊误治而亡。然而，医生们却只是根据病人的症状，按照相应的处方开药，既不分析疾病的机理，死后也不反思，仍然迷信“凭症状用方”。李东元对这种不加理解地滥用经典方剂的现象深恶痛绝，于是撰写了《辨证混淆与内外伤》一书，批判这种不了解疾病本质而盲目“凭症状用方”的做法。
这起大规模的虐待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“人城医药灾难”。自此，京房派开始衰落，石房派逐渐占据主导地位。金元四大势力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。到了明朝张景月时期，辨证论治、根据病机理治疗的理论已经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，成为合格中医从业者的标准。
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人学习经典方剂，这是一件好事。我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经典方剂。然而，许多人在使用经典方剂时并不追求深入理解，不分析患者的病机和证型，只是机械地根据处方和症状来用药。难道不应该重蹈古人的覆辙吗？八百年前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？后人为此哀悼却不吸取教训，也让后世再次为之哀悼。
“辩证法是所有辩证法的顶端。”这句话完全正确。但是，“处方与症状的对应关系”并非“处方与症状的对应关系”。“症状”并非“疾病”，不要混淆先贤的意思。根据地图，这辆车迟早会翻车。